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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真“芯”英雄

深度报道:国产CPU“龙芯”疑问 中央处理器(CPU)是IT产业的核心脑髓,美国是世界经济的中枢系统,全球计算机上的通用CPU几乎都出自美国,这已成为了中国IT产业无法愈合的痛。痛定思痛,中国IT产业试图发展自主CPU的冲动从未停息。但是,受困于技术和商业的瓶颈制约,每一次冲击举动都不免遭遇公众视线的疑问,成还是败?答案只能在冲击的过程中一步步解开,9月末中科院计算所即将发布的"龙芯(Godson)CPU"就是一个解谜者。 在9月中下旬正式发布龙芯(GODSON)CPU新版本之前,中国科学院计算科学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科院计算所)已决定不再单独对外公布任何细则。龙芯CPU是中科院计算所自行研制的高性能通用CPU,也是国内第一款通用CPU。为何不能向公众公布详情呢?中科院计算所负责对外宣传的一位人士透露了他们的苦衷:上次我们所长(李国杰院士)随便与一个记者闲聊了一下,媒体没弄清楚就报道,给所里造成了很坏影响,"一家媒体报道时,关于'龙芯'的细节什么也没谈,就只看到一个'狗剩'"。 "狗剩"是中科院计算所CPU开发项目小组给"龙芯"起的名字,源于英文Godson的发音,除此之外,这一谚语称呼恰巧也蕴涵着期许之意,参与CPU开发项目的一位主要成员胡威武博士曾这样比喻道:"我们给设计的处理器取了一个很有传统特色的小名叫'狗剩',希望名字贱一点容易养大。"起什么名字本来无可厚非,然而"一些人老是纠缠着这个(狗剩)不放",计算所一位人士很反感个别媒体对"龙芯"事件的娱乐化处理以及不合理炒作。据悉,一家未经报道确认的媒体在中科院计算所的要求下发布了更正声明。 从中不难看出,中科院计算所在CPU项目上宣传的态度已变得更加谨慎。不过CPU作为敏感的核心技术,外界依然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当正常采访渠道已被封锁时,猜疑和讨论的情绪正在滋长,人们不仅关注龙芯本身,更在意"中国芯"应何去何从。 龙芯已达奔II水平? 一家大众媒体发布消息称:"中科院计算所日前发表声明称,刚刚从生产线运回来的几十个芯片正在进行严格调试。如果成功则意味着水平与英特尔奔腾2旗鼓相当的龙芯1--中国人自主开发的高性能通用芯片正式'新鲜出炉',跨入规模化生产阶段。" 龙芯将达Pentium II水平?人们的疑问大于兴趣。事实上,中科院计算所根本没有发布任何声明,确认上述消息,而希望在正式发布日统一口径对外答复。龙芯CPU的研发进展依然处于神秘状态,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报告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时透露的信息也很含糊:"龙芯一号"通用中央处理器(CPU)顺利完成物理设计,流片的初步功能测试取得成功。 胡威武博士此前澄清说:"关于媒体的报道中关于我们CPU的评价,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觉得在通用CPU设计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和在动态流水线设计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比较确切的。" 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也仅仅表示过这样一个信息:"九月中旬我们将举办一个重大发布会,发布这方面的重大成果。"针对龙芯CPU的技术性能,除了2001年10月10日中科院计算所正式对外发布过一次研发状况外,尚无任何更新的官方信息。那一天,在中国科学院主持的鉴定会上,龙芯CPU得到了下述评价:"Godson CPU具有高性能的64位浮点流水线,采用了当代通用CPU先进体系结构的主要设计技术,在逻辑验证芯片上以12.5兆频率工作,其浮点性能已超过50兆主频的Intel 486。" 有否达到Pentium II性能水平虽未可知,但是Pentium II的说法,一个可以考证的来源是,去年10月中科院计算所曾有相关目标:"计算所计划明年投片试制与生产,一年内有望获得商品化的Pentium II水平的高性能通用CPU芯片。"值得注意的是,中科院计算所此次选择在9月中下旬发布龙芯CPU研发结果,恰好距离上次对外发布一年时间。 为何要从综艺股份拿钱? 8月21日,综艺股份(上交所交易代码:600770)发布公告称,综艺股份将以现金形式投入4900万元,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汇博轻舟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智浩联科技开发中心共同投资组建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的北京神州龙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龙芯")。 上市公司牵手政府研究机构,"资本+技术"轮廓形成。青海证券的一位分析师夏勇评价称:"现时可谓高科技的冬天,但综艺股份追求高科技之执着,令人佩服,而其出手高科技之'稳、准',就连专业风险投资商亦为之侧目。"也有人猜疑,龙芯CPU尚未真正经过市场检验,攀亲上市公司有炒作之嫌。显然,外界的顾虑来自于近年来中国股市的丑闻影响,包括科技概念股泡沫的心理打击。 一个合理的疑问是,计算所为何选择了综艺股份的投资?除上市公告外,截止记者发稿时止,此次合作的各方并未作其他任何形式的阐述。不过,综艺股份早在去年就与中科院计算所有了接触,在去年10月中科院计算所45周年所庆大会上,综艺股份的母公司(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就与计算所正式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书。今年8月合作公司正式注册,整个投资过程也算是水到渠成。 不管外界如何设想,从事实来看,中科院计算所是不回避或赞同"资本+技术"模式的,因为计算所肯定是缺钱的。李国杰院士曾这样分析过计算所的角色:"中国科学院有三类研究所。第一类是基础学科的,例如物理所和数学所,没有人质疑这些研究所的存在的必要性;第二是有关国土资源,生存环境的,例如大气所,沙漠所,这些研究所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研究数据,存在价值也不容置疑。第三类研究所是包括计算所在内的高技术研究所。" 李国杰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除存在价值意义以外,从投资角度来考虑,前两类研究机构显然有着更稳定可靠的国家资金支持。况且,研发CPU耗费财力巨大,仅靠国家科研项目投资是很难维持的。 拿芯片业巨头英特尔为例,2000年、2001年其年销售收入分别为337亿美元、265亿美元,按国际惯例,芯片业的研发费用通常占销售收入的15%-20%,英特尔每年花在研发上的投入至少在30亿美元左右。所以,中科院计算所这样的非商业机构,连销售收入都不存在,研发经费自然无法自给,不赢得外来投资显然难以发展。计算所本身财力不足有一个表现,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曾这样透露过,计算所做龙芯拿出的1000万元是当年全所运转经费的一半。 寻求一般的资金支持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资金方来自于一家国内上市公司,其投资必然会牵涉到一些股东利益,吸引公众猜疑。作为一个占有神州龙芯49%股份的上市公司,综艺股份一贯具有很强的资本操作能力,其参股的南大苏富特已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一年多时间,此外,这家公司在1998年成功入主北京连邦软件股份公司后,在业内迅速取得了相当的知名度,而后来操盘电子商务网站8848时,则给外界留下了"资本玩家"的印象。 也正是由于"资本玩家"的缘故,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昝圣达还在东南大学作过一场题为"网络经济与资本运作"的演讲,2000年6月,东南大学正式聘请昝圣达为兼职教授。虽然善于操作资本本身并非坏事,然而外界担心会重演前两年资本市场上的概念游戏,由于近来股市的黑幕不断,"资本玩家"被赋予了一些贬义。故,计算所挑中综艺股份的过程就成了公众想破解的谜面。另一方面,人们还有一个疑问,除了资本之外,综艺股份这样的上市公司还能给予中科院计算所其他方面的帮助吗?

国外芯片业“兴师问罪” 中国偏“芯”从何说起 国外芯片业“兴师问罪” 中国偏“芯”从何说起   中国芯片产业执行的现行政策,涉及的不只是产业前途,还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着眼,所谓中国偏“芯”之说,看似在理,实则无从谈起   近来,美、日、欧、韩等国家和地区芯片产业的一些人士高宣“平等、博爱”的口号说,中国对进口与国内集成电路产品征收增值税(通指“芯片”)实施区别对待——前者征收增值税17%,后者即征即退后实为3%——是“对进口芯片的歧视”,“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WTO的精神和原则”。他们威胁说,中国如果不改变“对进口芯片的歧视”,他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向各自的政府提交请求,以政府之力向中国施压。   在美国,32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贸易代表策利克(Robert Zoellick),要求他催促中国政府改变相关政策。   这些高宣口号者说,中国是WTO成员国,“WTO第三款国民待遇条款规定,禁止WTO成员国给予国内制造商或产品比进口产品更多的优惠”,所以,中国应将增值税退税政策同时适用于进口芯片,即征收增值税3%而非17%。   《华尔街日报》称,这很可能演变为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官司。   是误解还是别有用心   欧美等地区的芯片企业所抱怨的所谓“歧视”,起自2000年6月颁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俗称“18号文件”)。   “18号文件”规定:国内企业在国内销售其自产芯片,在2010年以前,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即征即退——该数字在2002年降到3%,而进口芯片执行17%的增值税。   国外芯片商据此说,该政策有违WTO准则,使进口芯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国际知名的律师行O'Melveny&Myers LLP北京代表处的律师劳伦斯·苏斯曼说,增值税退税11%或14%可以使芯片的最终售价下降1%,而如果企业获得进口原材料增值税退税,芯片售价可下降10%之多。   这种说法看似很是在理,但实际上却是不明就里,或者是有意在混淆视听,原因是,“实际税负”并不等于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杨学明曾对中国芯片生产企业5年多的增值税实际税负进行过详细的调查,调查发现,这些企业的实际税负一般在8%左右,“超过6%的部分即征即退”只意味着大约2个百分点的返还,而且,如果以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消费型增值税加以换算,即使按照“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也不过只有2-3个百分点的返还,绝非“可退11%或14%”。   杨学明说,“18号文件”只是为了减轻国内企业的税赋压力,向国外企业的低税赋看齐,而不是给予国内的企业一种特殊待遇,因为,国外芯片产品在向中国出口前,价格中并不含税,而我们对国内企业已征收了17%增值税。   事实上,“平等、博爱”不过是国外芯片业兴师问罪的借口,隐藏其后的意图所在,是降低出口成本,增强竞争力,夺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日趋壮大的芯片市场实在是太令人垂涎了。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称,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半导体产品市场,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0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2010年将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美国。   而按中国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副司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徐小田的预测,前景则更为诱人:到2005年,中国的芯片需求量将在365亿块左右,而且,由于国内核心技术的空缺,中国芯片市场目前有80%以上的需求要依靠进口。   尽管中国市场如此诱人,但令国外芯片业深为不安的是,中国芯片制造业正在迅速崛起。   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内地具备在2010年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生产重镇的潜力,预计未来几年内,中国内地的芯片产量年增长率可达42%,远远超过10%的全球平均增长水平。   虽然技术落后的整体状况难以马上改变,但已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例如:继中国第一个CPU芯片“龙芯一号”之后,中国首个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DSP芯片(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即数字信号微处理器)今年年初在上海通过了技术鉴定,被誉为国内集成电路领域在芯片核心技术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以上事实说明,国外芯片业正试图在中国设法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先发制人——除了技术优势还有价格优势。   “龙头”之虑   国外咄咄逼人的压力引起了国内的担忧。   上海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赵建忠说:“如果对进口芯片也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高端产品鱼贯而入,冲击中国市场,芯片设计企业将有灭顶之灾。”   原因很简单,芯片业有一个公认的摩尔定律,即每隔18个月,单位芯片内电晶体数量成长一倍(通常指技术水平提高一倍),成本便降低一半。中国的芯片水平落后于国外有一到两代甚至三代,如果对进口芯片也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势必会出现中国刚刚研发出新产品,外资又有更新的一代产品进来,而整机制造企业可不讲情面,谁先进用谁的,几轮下来,中国芯片设计业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赵建忠看来,芯片设计是芯片产业的龙头,头如果断了,龙身自然就摆不起来。   当然也有认为并不足虑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何必挥掷重金,重复搞设计呢?中国目前芯片制造企业80%以上是从外面接单来生产,龙身不也摆得挺好吗?   他们所举的案例是:在芯片业史上最悲壮的2001年,全球芯片销量锐减30%,中国也有8%的增长;另外,专业代工出身的台湾同样造就了一代“双雄”——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与联华电子———成为全球芯片代工的霸主。   但在上海行业协会秘书长、上海华虹N EC副总裁蒋守雷看来,这种看法失之狭隘,原因是,中国如果没有芯片自主产业,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必将受制于人。   实际上,在半导体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一直实施严格的封锁。   比如美国,从1979年后一直采取出口管理法对半导体芯片技术的外流加以限制。2002年美国国会总审计局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芯片对于制造高科技武器不可或缺,美国政府一直限制出口,希望借此在这项技术上至少领先中国20年。不过,有鉴于“差距已在缩小”,建议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商务部等部门尽早修改现行出口管理办法,“防止此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不久之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总统候选人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曾鼓噪说,中国的“优惠政策”变相诱使全球芯片制造业向其转移,芯片是美国军队高科技武器装备必不可少的部件,如果依赖产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产品,势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他甚至致书美国国防部说,要美国效仿中国,制定优惠政策,留住下一代芯片制造商,以免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为外人把持。   而台湾地区当局多年来也严禁芯片制造商在大陆投资,台湾芯片制造商抱怨说,台湾正在把中国内地这个全球第三大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他们的竞争对手。   即便是目前,台湾当局已允许8英寸芯片代工厂投资内地,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争议,陈水扁政府通过“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以前的“戒急用忍”政策之后,始告解禁。   但这种“解禁”仍是“有限”的,其政策规定:到内地投资建芯片厂应以芯片代工厂旧有设备作价的投资者优先,如投资新设备,押后两年再议;到2005年止,核准投资8英寸厂上限为3座;申请赴内地投资厂商必须在完成12英寸厂建厂并达到稳定的基本产量后,才能提出申请。   “根本办法是发展自主芯片产业。”人称中国芯片业“教父”的蒋守雷强调说。   他认为,中国对自产芯片实行优惠税收政策是利用入世3到5年的缓冲期保护幼稚产业的合理办法,并不有悖于WTO原则。这在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已不足为奇。如韩国,在其芯片产业处于幼稚期,就是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来推动的。   《中国信息产业“十五”计划纲要》明文说:信息产业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产业。而集成电路(芯片)是信息技术产业群的核心和基础。小到电子表、计算器、收音机,大到汽车、飞机、航天器、武器装备都离不开芯片;同时,信息技术和装备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各国争夺科技、经济、军事主导权和制高点的战略性产业。   上海呼吁加快落实“18号文件”   “18号文件”是继我国1994年公布汽车产业政策之后,第二个针对工业产业——软件和集成电路(芯片)产业发布的政策。   该文件对芯片产业的扶持,除前述的增值税退税之外,还另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鼓励境内外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合资和独资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凡符合条件的,抓紧审批;比如,对投资额超过80亿元、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的芯片制造企业,自获利之年起实行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同时免除该类企业进口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徐小田总结说,“18号文件”贡献在于“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氛围”,为这个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吸引了众多外资与行业外资本。   以上海为例,自“18号文件”颁布至今,芯片产业累计新增投资额60亿美元左右,是此前11年(1988年至1999年)投资额的3倍之多。截至2002年12月底,上海共有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芯片企业170家。先后出现了上海先进和中芯国际两家跻身全球芯片代工业十强的代工厂。   不过,由于后期一系列相关政策,“18号文件”一度被悬搁。   2000年11月9日,为贯彻落实“18号文件”,信息产业部颁布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产品认定暂行管理办法》(信产部[2000]1067号),同年12月,信产部下达[2001]404号文,授权上海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为上海地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产品认定机构。   2002年,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为“18号文件”的补充。   同年4月,信息产业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产品认定管理办法》(信部联产[2002]86号),并宣布废除此前的信产部[2000]1067号文。同时宣布由信息产业部、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管理全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集成电路产品的认定工作。   但实施细则至今没有出台。   上海市芯片企业的人士说,“18号文件”的落实从2002年5月开始便陷入停滞状态,该文件提出的优惠措施如何实施至今没有下文。   据了解,目前上海已有二三十家芯片设计和制造企业等候认定。   中国芯片产业第一重镇上海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落实执行“18号文件”。有消息说,从上海的政府信产办到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再到芯片制造企业,现在都在热望认定工作启动。   6月22日,时逢“18号文件”颁布3周年,信息产业部门官员称,该文件是“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由此,业界普遍乐观地认为,这会是一个转机。

VIA发布Antaur汉腾 CPU 2003年7月8日拥有CPU与主板设计和生产能力的威盛公司宣布推出Antaur笔记本处理器,中文名为“汉腾”,使用此CPU的笔记本的起始频率为1GHz,在年内将达到1.2GHz。与威盛C3 笔记本处理器相比Antaur改进了封装方式(使用EPGAF封装)使用新CoolStream核心,并集成128K全速一级缓存以及拥有16向结合性增强型64K二级缓存,并且Antaur支持SEE 3D指令级。威盛相关人员介绍,Antaur与C3相比最大的优点是同等性能下功耗降低30%,这个性能提升能够使Antaur应用于超轻薄笔记本电脑中。 威盛电子亚太区市场行销总监郑永健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使用Antaur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将走中低端路线,主打5900-7000元的市场。郑永健称目前一个移动网络模块目前价格在20美元左右,所以使用Antaur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在不增家太多成本的情况下能够轻易实现英特尔倡导的移动计算功能。 Antaur笔记本处理器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英特尔的迅驰和全美达的TM系列CPU,目前价格最低的使用英特尔迅驰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神舟M130C的销售价格是8980元,威盛的Antaur处理器价格压力不小,在性能方面,使用全美达TM系列CPU的笔记本电脑无论是重量还是体积都远胜使用Antaur处理器的笔记本。业内人士称,在价格与性能两条线都有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只能够祝愿换汤不换药的威盛Antaur处理器好运。

国产CPU命名“方舟 Inside”冲刺400MHz 据报道:北京中芯微系统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德磊博士透露,中芯微系统即将于12月发布主频达400MHz、采用0.18微米制造工艺的方舟二号微处理器,并将尽快实现量产实用,未来即将推出的方舟三号微处理器,将采用0.13微米制造工艺,将集成更多的多媒体功能,主频可望达到500MHz,方舟的核心未来还将用于3G手机芯片之中。日前神州数码推出的网络电脑(NC)产品就采用了方舟微处理器。 “方舟”系列产品是目前祖国大陆唯一开始商业化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日前效仿Intel、正式打出“方舟inside”标志,以标明哪些产品是基于这款CPU的的整机产品,并希望借此将方舟品牌推向顶峰,成为与Intel同样知名的中国造CPU代名词。 由于现有生产线无法满足方舟的生产要求,因此方舟二号的生产环节仍由台积电包下,并由日月光负责封装。一切运作模式均表明:方舟系列微处理器已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及规模生产。(PConline科技新闻组) 国产CPU Godson-1A 我们的真“芯”英雄 中国独立制造的CPU面世。它核心频率266MHz,使用0.18微米制程,最大功率不超过0.5w,据称其性能接近SGI 02 MIPS R5000。   这几天业界最大的新闻可算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在28日宣布:由该所研制的商品化通用高性能中央处理器(CPU)芯片——“龙芯”1号投产成功,后面还有一些溢美之辞在这里就不赘述,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可以翻翻最近的IT媒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大力追踪这个小名叫“狗剩”的芯片。   对于龙芯的研制成功,反映最热烈的还不是技术专家们,而是普通的中国网民。他们的欢乐通过几千条的留言感染着所有看到的人。但是有些人在留言中也尖锐的质疑:以前没有听到过关于中国自己生产高性能通用芯片的报道,现在怎么突然发布了一个性能优越的龙芯一号,会不会是研制者在吹牛呢?   其实关于龙芯的性能,我们只要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就能就能看出一些端倪:386、486的晶体管只有几十万个,1995年Intel的高能奔腾处理器晶体管数目为550万个,1997年奔腾II处理器晶体管数目为750万个,而我们的“狗剩”则有600万个晶体管,介于高能奔腾和PII之间,远高于486。芯片中晶体管的数目是很说明一些问题的,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晶体管很多结构是不能实现的。狗剩采用的是RISC(精简指令集),RISC的指令整齐划一,比复杂指令有更好的运行效率,更加便于使用流水技术,现在的p3,p4都是部分的采用了risc,而从发布的龙芯一号看,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我们前面说到的Intel的那两款奔腾级CPU的主频都在200MHz以上,而由于龙芯一号采用了新技术,所以可以想象性能应该高于PII才对,中科院方面说龙芯相当于PII应该还留有余地。   在业界争的比较厉害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有没有必要生产自己的通用CPU。因为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通用CPU的研究与工业化投资巨大,动辄以百亿计算,而且需要大量的IC(集成电路)设计人才,选择CPU全方位的自我发展路线存在着很高的进入壁垒,现在盲目地从零做起或从很低级做起有些不合时宜。我国的著名科学家倪光南院士更认为:“目前对中国公司来说,切实可行的做法是为各种信息设备(IA),如手机、掌上电脑、信息家电、网络计算机等等,开发嵌入式的CPU,它不必有很高的性能,也不必和x86结构兼容。”所以很多人倾向于中国应该着力发展嵌入式芯片,而不该把钱投入到通用CPU研究这个无底洞中。   但是实际上以我的浅薄知识想来,嵌入式CPU与通用CPU问题可以用高性能的轿车与原子弹来作比,虽然这两者的门槛不同,前者投入小见到效益快,但是后者却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我们可以没有自己的轿车工业,这不要紧,因为我们的市场之大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的掌握先进轿车工艺的国际厂商会赶着过来与你合作,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会向你出口原子弹的技术。龙芯的主要研发者胡伟武博士认为:“我倒是觉得像嵌入式处理器这样的东西可做可不做,因为别人的嵌入式处理器价格很低,且不会卡我们。”他的最后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以通用式的CPU技术我们国家应该也必须掌握,尽管我们要为此付出很多,但是龙芯一号的发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已经走出了最艰难的一步。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坚在通用CPU研究与商业化上能否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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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做内地芯片霸王 中芯国际加入ARM代工项目 2003-08-17 13:47  作者: 杨定青  转自: 经济观察报   技术合作   ARM公司日前宣布:中国领先的半导体代工厂中芯国际已加入ARM代工计划并获得了微处理器内核授权。这是继2003年1月中芯国际与世界芯片巨头尔必达、东芝、英飞凌达成技术转让及代工协议之后中芯国际的又一“重拳”,中芯国际誓做大陆芯片“霸王”的“野心”可见一斑。   “股权换技术,产能换定单”一直以来都是中芯国际在内陆发展所依赖的“生存之道”。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投资服务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03年初英飞凌放弃茂德,转与中芯合作,显示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中心将从台湾转向中国。目前,中国大陆的计算机、手机、空调、DVD播放器销量持续猛增,据美林预测,在今后四年内,中国芯片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5%,市场规模将达430亿美元,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的第二大半导体市场。目前中芯国际在大陆芯片制造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之高的地位,“相对技术优势”的存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国内芯片制造还都是以6英寸芯片生产线为主的时候,中芯国际就拥有了国内惟一的一条8英寸生产线),但随着台积电(占据全球芯片代工业60%市场份额)、联华电子(VMC,简称联电)等台湾知名芯片制造企业纷纷把投资重点转移到内陆市场,再加之,国内的一些芯片制造企业也纷纷加大对生产钱的投入(如上海先进半导体公司近日宣布,其增资扩产建设的八英寸0.25微米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首期开始试生产。该生产线投资总额达6.87亿美元,建成后月产能将达到3万片),中芯国际原先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面对如今的处境,“股权换技术,产能换定单”成为了惟一的解决途径。2003年初尔必达和东芝分别将0.13 微米的堆迭式 DRAM 技术、0.15 微米低功率 SRAM 制程技术转移给中芯国际,并将委托中芯国际代工。无独有偶,就在此前一个月,德国著名芯片巨头英飞凌也将其0.14微米的DRAM沟道技术转移给中芯国际,无不预示着一个以中芯国际为核心的技术联盟已经形成,此次中芯国际加入ARM代工计划无疑是对这一联盟实力的壮大。   ARM方面有关人士称:“此次协议的签署是基于2002年两家公司合作开发微处理器内核的测试芯片,最近,该芯片已成功地通过了验证。中芯国际是继AMI、Anam、特许半导体、 Silterra、 Tower半导体、台积电、联电之后加入的ARM代工计划,至此,ARM已拥有了8家代工计划成员。也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加入ARM代工计划的公司,同时,其也是一家重要的能为ARM国内的合作伙伴们提供代工支持的公司。中芯国际为无晶圆公司、设计公司使用ARM技术提供了经济而灵活的方式。”   中芯国际市场营销及业务部副总裁宋建迈先生表示:“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我们的客户希望能进一步缩短产品设计及研发过程、进一步灵活产品的制造方式。通过加入ARM的代工计划,我们将能在提供先进的代工工艺的同时提供业界领先的ARM低功耗32位微处理器内核,不断迎合市场需求。”   双雄斗法   随着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中心将从台湾转向中国,处于中国最有利“位置”的华东势必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内地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很小的产能现状,为厂商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想象空间。2002年国内芯片市场的规模为194亿美元,但是内地厂家能够提供的产品仅有37亿美元。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这种落差在今后几年将会越来越大。2002年,内地生产的DVD PLAYER占据了全球市场54.1%的市场份额,台式电脑为29.6%,手机产量为27.8%,数码相机为13.4%,这些产品所用的芯片几乎全部要进口。IDC在今年1月发布报告预测说,到2005年,内地市场的芯片需求量将达到361亿美元,而自己能够提供的仅有85亿美元。巨大的市场缺口的存在,势必加剧市场的竞争。   2000年4月,中芯国际在上海成立,目前一厂、二厂和三厂均已投入生产,到去年年底为止,一厂每月产能为2.5万片,二厂为7000片,“到今年6月份,一厂和二厂的产能计划达到每个月4万片。”中芯国际公关部科长黄贵美解释说。按中芯国际的规划,到2004年第四季度,这两家工厂将达到最大产能月产8.5万片的规模。而中芯国际的三厂为全球仅有的四家铜制程芯片代工厂,其余三家控制在台积电、联电和IBM手上。   而在三年之后,2003年6月8日,松江区已同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此举标志着台积电在上海的投资计划正式启动。台积电上海有限公司此次以直接投资方式设立,从事8英寸芯片生产业务,其月产量将超过4万片。该项目首期总投资8.98亿美元,注册资本3.71亿美元。目前,有关立项和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可以看到,台积电的生产规模已经基本与中芯国际持平。虽然“台积电”相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双方的生产线标准不同,近期不会产生最直接的利益冲突。无独有偶,中芯国际公关部科长黄贵美女士也表示:“我们的总裁不止一次地公开强调过,中国大陆市场很大,不是两三家做得过来的,要10家20家才够。”仿佛双方目前都在刻意地回避“竞争”这一话题,但是占据全球芯片代工业60%市场份额的台积电不会眼看着中芯国际稳坐“国芯霸主”的“宝座”,一场“霸主”之争势在必行。


冲击世界第三强 曙光联手AMD打造十万亿次超级电脑 Monday, July 28 2003 12:36 PM ZDNet China 7月28日报道 中国计划研发世界性能第三强的超级计算机,这是第一台使用美国芯片厂商AMD 的Opteron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研发超级计算机的曙光信息公司将在AMD的帮助下使用2000片Opteron芯片来制造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 这则报道称,4000A将是一个集群系统,这个集群运行中国自主设计的Linux操作系统和主板芯片,将能够达到10万亿次/秒的运算性能。 在世界上运算最快的500台超级计算机中,首位的是日本NEC公司的地球模拟器超级计算机,可以达到36万亿次/秒的运算速度。这台计算机使用了5120个向量处理器,这种特殊的芯片可通过单一指令执行高速的运算操作。 第二、三位的超级计算机用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均使用惠普的ASCI Q系统,现在这两台计算机被联合成一台具备14万亿次/秒速度的超级计算机。这个系统使用8192颗Alpha处理器。 当4000A即将在明年六月份被研发成功,如果届时世界500台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名单不变的话,那么曙光的4000A超级计算机将冲击由2304个至强处理器构成的Linux Networx集群系统,目前Linux Network位于第三,被使用于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AMD在上个月的新闻稿中对4000A的发布有所透露,文章曾提及将联合中国企业开发一台运行AMD新64位Opteron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AMD最新发布的Opteron处理器的目标市场是企业服务器,AMD希望这款芯片可以与Intel的安腾2处理器一较高下。 根据AMD网站的信息,该公司正与美国超级计算机厂商Cray合作为美国能源部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研发由1万个Opteron处理器构成的“Red Storm”超级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将在明年开发成功,它可以运行40万亿次/秒,将使得位于第一位的NEC地球模拟器超级计算机黯然无光。 中国芯片增值税有望下调 国内芯片业艰难发展 增值税有望下调至13% “半导体工业呼吁中国遵守承诺,废止对所有半导体施加的歧视性增值税。”这是美国半导体协会(SIA)一个月前就芯片增值税发表的声明中的主要想法。一个月后,国内半导体 增值税制变化胎动。 记者获悉,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信产部、商业部目前已成立了联合课题组,对中国芯片增值税值政策进行研究,记者随后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杨学明处证实了这一说法。杨学明告诉记者:这一次课题组成立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应对美国半导体协会不断提出的声明,联合课题组的成立将仔细研究目前现行的18号文件和51号文件。在研究结束后,如确认其中有不适合于WTO的进行修改。作为最后报告的起草组长,杨学明表示:目前对于18号文件的研究尚在进行之中,但目前的倾向是将消费类增值税率由目前的17%降至13%。 由于集成电路是国民经济、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产业之一,早在1986年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决定对集成电路等四种电子产品实行四项优惠政策,从销售额中提取不超过10%的资金用于技术与产品的开发;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经批准进口设备、仪器和备品备件,免征进口关税;企业免征产品增值税和减半征收所得税。同时国家财政每年拨款作为电子发展基金,用于支持集成电路等电子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发展。早期四项优惠政策的推行和电子发展基金的建立,切实地推动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1994年,国家进行税制改革,中国实行新税制时,取消了四项优惠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尽管当时适量增拨了电子发展基金,但国内的芯片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 为了进一步鼓励芯片企业的发展,1999年,在专家提议下,国家经贸委政策司与信息产业部组成联合小组起草了给予芯片企业优惠政策的条款,即后来在2000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18号文件。在与税务部门协商后,税务部门通过了对芯片企业税负达到6%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 在200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在一次工作会议中,对18号文件进行了补充,形成了后来的国务院发布的51号文件。51号文件对部分芯片企业实行税负达到3%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的,并对集成电路的政策作了补充。当时鼓励产业发展的措施有:税收减免、投资优惠、进出口政策、支持研究开发、加强人才培养、鼓励设备本地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集成电路实施了优惠政策。 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博弈 正是由于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国内的集成电路开始出现了良好的的发展态势,并逐步形成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带、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带、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带形成了集成电路的产业基地。 但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政策扶持,使集成电路的产业规模得以形成,而另一方面国内一直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税收政策也抑制了国内集成电路厂商的发展:集成电路产品一旦内销将征收高达17%的增值税,而出口产品将被退还已征收的增值税。 正是国内出口导向的税收政策造成了集成电路企业产品内销的成本高于进口。而这就造成了从成本计算,集成电路企业直接从国外进口比从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获得订单更便宜。 这样的的结果是,优惠政策吸引海外投资者,对国内的集成电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各地的集成电路企业面对这庞大的国内市场,处于利润考虑却只能接下国外的订出口,而这部分出口中又有一部分被重新进口到国内。 鼓励集成电路投资的芯片税制政策吸引的外资渴望得到更多的国内订单,而鼓励出口退税政策的政策又使这些厂商出于利润的考虑不得不拒绝国内订单,转向国外订单出口。这在国内集成电路厂商身上形成了两难选择。而这种选择上的两难,造成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产业链断裂。 如果说51号文件让国内集成电路厂商面临两难选择,那么税斌下调至13%对这些厂商又有什么影响了?记者在就此采访了华虹NEC,其负责宣传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税制发生变化,作为企业希望有助改变目前国内芯片矛盾的市场,使企业能够更多的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目前国内的芯片企业一般只有国外订单。 而根据WTO文本要求,2002年1月1日起,集成电路成品的进口关税降为零,但由于制造集成电路的材料进口时尚需征收关税,税率平均为10%。这就使许多企业在新政策实施后成本上涨。而这部分上涨的程度大约在3%-5%。 这又使得更多的集成电路厂商对18号文件中的优惠政策得以保留,记者在就此事询问威盛公司的市场总监郑永健时,他表示:相信国家的相关政策不会发生太多变化,在适合WTO的同时,还是要支持国内现有相对弱小半导体产业。其不希望现有政策改变的愿望溢于言表。 中国芯片业艰难现状 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数字,多年来,中国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情况下,集成电路企业销售额仅为世界集成电路市场销售额的1%左右,集成电路销售额占电子工业销售额的比重在美国为13%左右,在日本为15%左右,在韩国30%左右,而中国只有2%左右,集成电路销售额与集成电路需求额之比在美国使80%左右,日本为125%左右,韩国为140%左右,中国只有12%左右。 而在杨学明为记者提供的数字中,1994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一直大于企业产品销售总额,集成电路进口总额也一直大于国内需求总额。2000年以来,在大陆新建、在建和筹划的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有十多处,已经投入的建设资金大约是30亿美元,而根据预计还有30多亿美元近期将陆续投入,60亿美元的数额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此前30年累计投资额的两倍。而这60亿美元建设资金的投入还意味着对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的需求将超过40亿美元,然而从2001年看,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的全部销售额只有人民币2亿元。 在近年来国内集成电路出现了的投资高峰中,上海中芯国际、上海宏力、上海贝岭、北京中芯环球、深圳深超、深圳先科纳米、四川乐山等芯片生产线项目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开工建设,“十五”期间投资额近100亿美元,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有所缓解。这些生产线的建成投产,将使我国芯片月投片能力达到60万片~70万片,其中8英寸硅片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5%提高到55%。 尽管目前全国各地建设芯片基地的热情高涨,同时为吸引外资,各地都为芯片企业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告诉记者:即便是中芯国际这样在国内比较大的芯片厂商,目前的情况也只能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不解决目前在政策上的弊端,国内芯片行业发展将始终不能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英国ARM与上海合作 全力进军我国半导体产业 在经过了1年多的艰难谈判后,英国ARM公司和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终于达成了最终协议,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由此获得ARM公司的核心技术授权。这次同时获得ARM 授权的还有地处南京的东南大学。而在记者致电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时,该中心负责此事宣传的葛群向记者表示,目前此事已基本敲定。这是ARM公司与中国政府机构之间首次技术合作,在商业模式上也与以往完全不同。   协议虽然涉及芯片设计最核心的技术,但专利费却没有想像中的高昂,而且可以再次低价转让。   ARM﹖   也许看不见,正是因为它站得更高。   ARM是一家什么公司?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个站在芯片产业链最顶端的公司,因为它是全球领先的16/32位嵌入式RISC芯片技术方案供应商,其芯片体系已在全球成为标准,超过100家著名IT企业正在使用着ARM的技术,市场份额超过70%。   与芯片设计和芯片生产公司不同,ARM公司出售的是基于其架构的技术授权和解决方案,是知识产权。所以ARM公司的业务更像是通信领域的高通。ARM公司2001年2亿多美元营业额中,50%属于专利授权费用,这是客户采用ARM设计专利时需一次性付出的费用;20%来自专利使用费;14%到17%是销售设计工具所得;剩下的来自设计顾问服务和培训支持服务。   出售知识产权这一独特的产品,使ARM站在了比英特尔、摩托罗拉更高的位置,但在将其专利技术授权给中国时,它却表现得极为大度。   拥有核心技术的孵化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内芯片厂商历来都对中国“芯”有着特殊的情结。然而目前所谓的中国芯只不过意味着“中国制造”。在拥有了ARM专利技术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芯就变得可以期待了。   目前,基于ARM公司内核的芯片平台可通过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及ARM公司获得授权;而另一方面,这些中小型企业通过在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进行设计,能得到更多来自ARM的技术支持。   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晔也已经表示:“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将采用基于ARM体系结构的SoC标准平台。在与ARM公司合作的同时,还与已被ARM认证的集成电路制造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由此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能为国内中小型集成电路设计厂商提供先进的ARM内核系统级芯片设计方案。”   这样,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就成为一个中小芯片设计企业的孵化器,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核心技术。   负责宣传的葛群证实了这种看法,他说:“这次ARM对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的授权,可以使上海乃至全国的芯片产业,共享国际厂商的技术资源优势。”   具体的商业模式是,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在付出很少一笔专利使用费后,可以为国内中小型集成电路设计厂商提供系统级芯片(SoC)设计方案,而与之合作的芯片设计公司可以通过中心间接得到ARM公司的SOC核心技术,并得到进行小规模生产的许可。这种技术上的“代理”将为与该中心合作的公司节省高达几十万美元的专利费。   同时,ARM将按照不同使用目的,施用不同的技术授权费用门槛,这样使更多的中国用户能够得到ARM的技术授权。   避风与布局   伴随着全球IT制造业进入微利时代,大批跨国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生产线转移至中国,由此也对整体产业链供应产生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IC半导体厂商的转移。相比全球芯片业的颓势,中国大陆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对于芯片产业的渴求,使中国成为芯片厂商的避风港。   作为产业链顶端的ARM公司,同样没能逃过从去年开始的芯片业集体下滑的颓势,去年第三季度,公司第一次没能完成业务指标。ARM中国总裁谭军表示:“很多公司,特别是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以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为研发基地,能更简便地得到ARM的尖端知识产权。通过此次合作,ARM能为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应用设备提供知识产权内核技术,由此巩固了ARM体系结构在中国芯片系统设计上的技术地位。”   午餐不是免费的。没有芯片领域激烈竞争的前提,ARM也不会对中国显现出温情和人性化的市场策略,这也是谈判持续了一年多的原因。   对于ARM来说,提前保证潜力市场的市场份额才是最重要的。而上海及周边地区在IC产业链方面发展的成功,已经注定这里将是ARM今后拓展业务的重点。对于中国,ARM已经开始展露它的雄心了。 中国芯精英汇聚一堂 共探大陆IC产业腾飞之道 2003年5月27日,全球IC设计与个人计算机平台解决方案领导厂商威盛电子北京公司,迎来了了自科技部的副部长马颂德先生、科技部高新技术司李永强副司长,以及国家863计划集成电路设计专项专家组成员中的北京大学程旭教授;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教授、唐志敏教授、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魏少军教授等一行8位贵客。大家在威盛电子中国区行政长徐涛、行销总监汤涵宇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威盛电子北京公司的全线产品展示、研发办公区,并倾听了威盛电子发展沿革与技术拓展策略报告,以及威盛电子北京有关近期防御SARS的工作汇报。 代表着中国芯旗帜品牌的威盛、龙芯、北大众志等公司或研究机构的领头人汇聚在威盛公司的会议室里,正是来自一场中国大陆核心IC领域精英的难得的脑力激荡。基于对中国芯产业发展的深切关注,部委领导和国内IC技术的高级专家们的话题,就自然转移到如何深度提升"中国芯"产业链附加价值,促进国内IC产业良性竞争环境上来。大家都一致认为,中国目前有300多家IC设计公司,IC设计公司作为半导体产业里的高附加价值环节有着更大的发展张力。这些更大的市场都需要威盛、龙芯等诸多的本土IC机构的携手推进。龙芯的领头人,中科院教授李国杰先生等业内人士也在会谈中积极地表示,龙芯的研发团队很愿意与威盛电子这样拥有更为成熟的技术实力的中国芯,建立产业链兄弟的战略联盟和技术合作,共同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从而带动中国芯产业的价值提升。 其间,威盛中国区行政长徐涛先生也提出了有关威盛中国芯在市场品牌推广中遭遇的一些困扰。在威盛全方位连接的全球战略中,拥有本土血缘的中国大陆市场对于威盛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威盛进驻大陆这几年来,一直都抱定在地销售、在地研发的宗旨,并已经逐渐将新技术转移到大陆的研发中心来。可是当威盛中国芯的品牌在大陆进行市场推广的时候,却有一些人会否认威盛中国芯的华人血脉,认为威盛不应该采用中国芯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状况多少给威盛带来了难解的窘迫和疑惑。徐涛先生期待着,在大陆积极耕耘的威盛中国芯可以得到来自政府与业内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大家齐心协力,携手打造中国IC 产业链的良性成长、互动多赢的繁荣局面。 关于这个问题,马颂德部长很快回应。他在会谈中反复地强调到: "威盛中国芯,毫无疑问是中国芯!!"。马颂德部长指出,政府目前非常关注提升包括IC领域的各条核心产业群聚价值。中国芯的出路在哪里?就在于这个产业链条健康的生态环境,在于链条各方良性的互动和积极的合作,只有各方的核心技术优势得到整合提升,才能推动整个产业群聚的获取到更高的附加价值与成长空间。 威盛电子亚太区市场行销总监郑永健表示,中国是全球引人注目的半导体大国,大陆的IC市场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力。据CCID统计,2002年大陆IC市场规模达1,120亿人民币,较2001年成长29%。而从整体看来,预计2003年大陆半导体产业中包含IC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产值可达359亿人民币,较2002年成长44%。面对如此迅猛增长而又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中国IC产业积极部署高附加价值的核心技术环节,并大力推动自主研发技术及其市场应用已经迫在眉睫,而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发展也正是中国IC产业腾飞的启动引擎。 上海浦东:已建成中国大陆最大的微电子产业基地 上海浦东新区经贸局日前宣布,随着中芯国际(SMIC)第二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的建成投产,目前中国大陆已投产和试产的5条8英寸线中,上海浦东占据了4条,已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微电子产业基地。 据《解放日报》报道,上海浦东的微电子产业带在投资规模、产业链完整度、建设和投产速度、加工水平和生产能力和产业增幅等5个方面创造了中国大陆微电子产业的五项第一,分别是: (1)、投资规模第一。上海浦东微电子产业带在建和建成的微电子产业项目66家,已完成投资总额80多亿美元,占中国大陆的1/2强。其中,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微电子企业8家,中芯国际投资30亿美元,宏力半导体16.3亿美元,华虹NEC12亿美元,泰隆半导体10亿美元。 (2)、产业链完整度第一。以芯片制造业为主体,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研发设计、晶片元代工、光掩膜、封装、测试、设备、材料、气体、模具、专业人才培训、技术服务等等一应俱全。浦东微电子产业带中已有专业芯片设计企业25家、硅晶圆制造企业4家、封装测试企业14家、配套及设备供应企业22家。 (3)、建设和投产速度第一。国际上一般每条8英寸芯片线建设周期为18个月,而浦东中芯国际首条生产线建设周期仅13个月,不仅是国内最快,据称也打破了世界纪录。项目建设快,政府部门审批也快。封装测试企业的项目批准只要5个月,而且在厂房未建成的情况下,就能先引进设备,借厂试生产。 (4)、加工水平和生产能力第一。浦东引入了众多世界级企业。如,美国Fabless在浦东开设的芯成设计公司,其集成电路存储研发水平据称世界一流。安靠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外包半导体封装测试供应商。英特尔为目前最先进的储存芯片封装公司。今年内将建成投产的泰隆公司据称是中国大陆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封装企业,技术含量与国际接轨,将使中国大陆现有封装技术提升三代,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3-5年时间。 (5)、产业增幅第一。微电子制造业高投入、高产出的效应已在上海浦东显现,预计其产值在今后几年成倍增长,将成为浦东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源。2002年,上海浦东新区微电子产业销售增幅超过100%。到2004年,浦东芯片制造产能将全面放量增长,芯片制造产值将达25亿美元,出口达到20多亿美元。到2005年,浦东微电子产值将升至40亿美元。


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八六三CPU芯片完成测试 10月31日,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和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测试解决方案提供商安捷伦科技今天联合宣布,中国境内规模最大、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大众志-八六三CPU系统芯片已经在安捷伦九三○○○系统级芯片系列测试系统上成功进行量产测试。   北大众志-八六三CPU系统芯片是在“十五”八六三计划集成电路设计专项的重点支持下,由北京北大众志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研制而成的实用化CPU系统芯片,应用对象是电子政务、企业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等高速、高可靠网络环境中的网络计算机,其内部拥有八百万个晶体管,为境内规模最大的CPU系统芯片。所有集成电路IP核均完全自主设计和实现,并符合工业标准。   北京大学微处理器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程旭教授表示:“北大众志-八六三CPU作为国内目前设计最为先进的芯片之一,具有很多复杂的测试要求。安捷伦专业化的支持服务队伍不仅完全满足了这些测试要求,而且还帮助协调产业链资源,成为北大众志CPU成功测试的重要基石。”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科院李国杰院士:龙芯CPU与中国IC产业策略 -------------------------------------------------------------------------------- 2003-12-21 16:39   李国杰/(ChinaByte)   2002年9月28日中国科学院新闻发言人在中科院计算所迎十六大创新成就展上隆重宣布,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863计划支持下,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一号通用处理器,已通过产品测试与专家鉴定,可投入商品化生产。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各界对这一重大成果盼望已久,反映热烈。在龙芯一号CPU研制过程中,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技术决策。技术路线正确与否不仅影响科研的进度,而且将决定龙芯CPU未来的命运。我国科技界与产业界至今对如何快速而健康地发展我国IC产业,特别是对如何发展CPU产业还没有达成共识。本文以研制龙芯CPU的策略考虑为基础,对发展我国的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提出一些观点与看法,请教于全国同行,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对决策层尽快做出科学决策有所裨益。   一、 跨越与跟踪   我国底子薄、基础差,发展高技术应当以模仿跟踪为主还是争取跨越式发展,已经争论了很多年,科技部制定十五863战略时提出要实现从以跟踪为主到跨越发展的转变,指导思想已经明确。但对于比国外落后十多年的CPU技术,我们有没有后发优势,能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许多人似乎又有点忧郁,有点信心不足。在网上经常可看到这样的议论:国外芯片公司有成千上万的设计高手,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研究开发经费,中国才投入几千万元人民币,就想做先进的CPU,只能看成是小孩子玩家家。于是就有人建议:中国只能先从芯片封装入手,建几条芯片加工生产线,先做一些美国甚至台湾IC企业现在不想做了的事,等挣到一些钱,跟洋人学到一些本事再考虑先进的芯片设计。这可能是西方某些人心目中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世界分工。   我们必须承认,跨越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技术与经验的积累。因此我们应积极吸引外资(包括台资)在中国境内建立芯片加工厂、封装厂、测试厂、半导体设备厂和有关化工原料厂,尽快在国内形成完整的IC产业链。未来3-5年内中国有望成为世界IC产业的重要加工基地,这是我国新的产业增长点,应大力支持发展。   但是,IC加工业是资金高度密集的产业,一条0.18微米生产线,一般要投资15亿美元以上,国外对先进IC加工设备出口中国仍有许多限制,因此:我国在芯片加工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难度相当大。相对而言,芯片设计是智力高度密集型产业,虽然IC设计产业的收入目前只占整个IC产业10%左右,但营业额增长率高于制造业3倍以上。台湾IC设计业98年99年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1.6%和39%,比IC制造业的回报率(4.%和12.6%)高几倍。据麦卡锡公司预测,中国国内IC设计业2010年的收入可达100亿美元。中国目前有200多家IC设计企业,真正高水平的设计人才可能不到1000人,但是我国有专业基础从事芯片前端设计的人力资源丰富,许多研究所和大学都有不少从事系统和硬件设计的人才。芯片设计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很多都体现在系统级设计上,尤其是当进入片上系统(SoC)设计时,系统级的创新更加重要。芯片物理设计方面的人才我国非常缺乏,而高水平的物理设计又特别需要经验,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与引进需要一个过程。但龙芯一号CPU物理设计的成功表明有系统级设计经验的人转入物理设计并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入门并不难,只要有一股钻劲,经过几年的积累,我国一定会出现一批物理设计的高手。当然物理设计本身是一门高深的技术,微电子专业的人才是物理设计的主力。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实现IC产业跨越发展的主要希望在芯片设计上。   在分析了计算所系统设计方面的技术储备与优势后,我们在龙芯一号设计开始时,提出了"高起点,一步到位"的要求。所谓高起点是指尽可能采用先进的制造工艺,我们第一次设计和流片生产CPU就跳过了0.35、0.25微米工艺,选用了目前代加工厂主流的0.18微米工艺。做出这种决策不是盲目地碰运气,而是通过与硅谷许多有经验的工程师深入调研分析流片成功的可能性后做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利用了"后发优?quot;,可以"借树开花"。所谓"一步到位"当然不是指第一次设计就做出性能超过P4的CPU,而是针对当时国内有些单位在启动研制386、486的形势,要求我们在微体系结构上创新,用国际先进水平的体系结构实现64位浮点运算,尽可能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进步,而不是从模仿80年代技术开始一步一步爬行,并且一开始就强调正向自主设计,不采取解剖别人芯片反向设计的路线。"一步到位"的另一层意思是不做供鉴定用的实验室样片,而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经得起产品检验,做成可批量生产的芯片。经过一年多努力,龙芯一号达到了预期目的。 对CPU设计而言,龙芯一号仅仅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使计算所初步形成了一支敢于也善于啃硬骨头的队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的CPU设计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在CPU领域是刚入门的新兵,而CPU技术发展又很快,许多技术特别是物理设计技术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学习。我们真正期盼的跨越式进步的标志性产品是龙芯2号。我们在设计龙芯2号时,已分析了Intel P4、SUN SPARC、HP的Alpha、IBM Power4等多种主流芯片的微体系结构,要求龙芯2号的体系结构有自己明显的特色,以最有效的方法实现四发射,即一时钟周期可同时执行四条指令(P4实现了三发射),而且要为下一步研制超线程CPU和多处理机CPU打下基础。计算所与在美国参加过千万亿次计算机研制的高光荣教授成立了先进计算机联合实验室,重点研制多线程机制,争取实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线程并行操作。这项技术各大公司还在研究之中,我们将争取以跨越的技术进入国际前列,在龙芯3号龙芯4号中采用。   我们主张的跨越式发展还体现在我们对微处理器发展趋势的理解与判断上。国人对于CPU和操作系统有特殊的感情,把这两者称为信息技术的核心技术。实际上随着Interent普及与发展,人们心目中的P3、P4之类的CPU和 Windows之类的操作系统的地位正在不断下降。在向科学院领导申请知识创新重大项目时,我曾说过,龙芯微处理器的目标不是传统的"CPU",而是"DPU",即Distributed Processor Unit。所谓中央处理器是针对过去的大型计算机取的名,随着网络存储和各式各样的通信与终端设备直接上网,微处理器将分布在各种设备中。以后计算机、通信设备(如智能化的路由器等)和信息家电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一代的微处理器和现在PC机上的CPU将会有很大区别,创新的空间很大。MIT很多知名教授联合在一起研制可任意重构的新一代芯片(RAW Chip)就是一种创新的例子。片上系统(SoC)是今后芯片的重要发展方向,在SoC研制中,硬件软件协同设计将更为重要,编译技术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芯片设计要跨越发展,可能要通过软件和算法的突破来弥补硬件加工的不足。系统设计人员在芯片设计产业中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总之,我国的芯片产业不能再走PC产业走过的以组装为主的老路。如果只重视附加值很少的低端芯片或主要用别人的IP"组装"低端SoC芯片,前途不会太美好。   二、 通用与专用   可能是受历代重视"正名"的影响,我国科技界在讨论一件事时,喜欢从定义出发,在"名字"上做文章。我国CPU的研制尚未真正开展起来,863计划集成电路重大专项的高性能CPU项目还处在软课题研究阶段,但关于重点支持所谓通用CPU还是嵌入式CPU的讨论已经进行多次,而且不幸的是谁要是讲想做通用CPU,马上就有人反驳:你想赶上Intel P4? 这肯定不可能,还是先做点电表控制芯片、身份证卡吧。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关心"抓住耗子"而不要去争论白猫好还是黑猫好。国外公司研制芯片只关心市场有没有需求,不会先浪费时间论证应该做通用还是嵌入式芯片。从各个芯片公司的网页上我们只会看到各种型号芯片的介绍,看不到他们将芯片分成通用和嵌入式。   从语文的角度上讲,"通用"的反义词是"专用"不是"嵌入式"。所谓嵌入式CPU是指安装在不是计算机的路由器、手机、电视机、汽车等设备上的CPU芯片,而装在PC机、笔记本、工作站、服务器上的CPU一般称为通用CPU,因为它能执行各种各样的程序。嵌入式是CPU的一种应用,一般只要求运行某种确定的程序,很多场合的嵌入式应用都要求低功耗,特别是像手机、PDA这类手持移动设备,低功耗意味着充一次电可运行更长时间,因此,低功耗应用追求更高的MIPS/W(每瓦每秒百万指令),而不是MIPS数。好的嵌入式芯片,如IBM PowerPC750FX每瓦的MIPS数比Intel P4(2.4G)高10倍,但从芯片的指令系统和体系结构而言,所谓通用CPU和嵌入式CPU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论是通用CPU还是嵌入式CPU,只要是低档产品都容易做而高档产品都难做。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嵌入式芯片五花八门,但大都采用通用的CPU核,如MIPS核、ARM核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通用CPU和嵌入式CPU技术上是完全相通的,不存在只能选其一的问题。 在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上,芯片产品在制造与使用的对立统一中发展,随着半导体产业的景气循环,总是沿着通用与专用循环往复不断进步。天同证券公司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半导体产业行业研究报告",对通用专用芯片交替发展做了一些分析,本段下面引用该文的分析结果。1959年仙童公司推出第一个硅平面晶体管商品,开始了芯片产品第一个通用循环周期。其后不久仙童公司又推出面向计算器、电视机的专用标准构件,标志着IC产品进入第一个专用循环周期。70年代Intel公司开发成功微处理器芯片,使IC产品上升到一个新的通用循环。80年代随着设计工具的发展推动了一个产品满足一个用户要求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发展,使IC产品进入高一级的专用循环。90年代初又发展出了可编程门阵列(FPGA),用户可进行软编程反复改变硬件功能,又进行新一轮的准通用循环。随着ASIC技术的积累,IC开始向片上系统(SoC)发展,SoC实质上是更高一级的专用系统。随着通用-专用模式的交替发展,硬件软件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IC设计进入了基于可重用知识产权(IP)库的设计阶段。   IC发展历史已表明,通用CPU是IC技术发展的源头。从几年前开始,最先进的IC制造工艺首先在通用CPU上使用(过去曾经是DRAM)。如果我们不敢碰通用CPU,就只能永远跟着别人,处于技术的下游。在2000年计算所酝酿研制CPU时,我们曾反复讨论过是买MIPS或ARM CPU核,针对某个应用做点外围电路,还是自己做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MIPS CPU核或类似ARM的CPU核。我们的结论是没有自己CPU核的芯片产业就如同没有CPU的PC产业一样,而研制通用CPU是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CPU核的重要途径。因为一个好的CPU核必须经过多种应用的考验,单独为汽车控制等应用做一个较专用的CPU难以扩充成较通用的CPU核。   从网络信息安全的角度出发,我国也需要有自己的通用服务器CPU。服务器相当于电网中的发电站,一旦服务器受到攻击,将会造成大范围的网络瘫痪。服务器的用量少于终端(美国服务器的销售额约为PC机的1/3),但服务器CPU做为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在龙芯CPU研制时,从硬件设计上采用了防止缓冲区溢出攻击的新技术,可以防止大多数黑客和病毒攻击(即使软件有漏洞也能防攻击),并申请了10项发明专利。龙芯一号流片成功后,曙光公司很快就推出了基于龙芯一号的龙腾服务器,尽管其性能只相当于4-5年前的PC服务器,但其与众不同的高安全性对政府、金融、国防等部门用户会有吸引力。   如果我们不从能运行多少程序的角度,而是从芯片推广数量的角度来看,所谓通用专用完全是一种定位,没有绝对的区别。由于加工芯片制造掩膜费用很高(0.18微米工艺掩膜费用高达30--50万美元),因此芯片销售量少必然成本很高,这就如同书的发行量越大越便宜一样。做芯片一定要瞄准量大面广的市场。量大不一定面广,比如手机芯片、DVD芯片量很大,但只用于手机与DVD,人们常称为嵌入式芯片或专用芯片。如果一种手机芯片被众多手机芯片厂商采用,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通用的手机芯片。还有一类以"面广"为目标,强调通用性的芯片,如Xilinx和Altera两家全世界最大的IC设计公司生产的可编程门阵(PLD),可用于很多产品中,这当然是一种通用芯片。另外ARM CPU也可认为是一种较通用的芯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重点发展量大面广的芯片设计,即较通用的嵌入式芯片,同时要重视高安全性的服务器CPU芯片设计。形成较通用的嵌入式CPU核的一条可行途径是从设计通用CPU入手。通过应用实践再适当裁剪通用CPU比从专用CPU开始不断扩充更合理。虽然国内对低端微控制器芯片仍有一定需求,但从海关统计数字来看,不论是CMOS芯片还是其他数字集成电路,大多数进口芯片是0.25微米以下工艺生产的芯片。是否在落后工艺下生产量小面窄的嵌入式芯片应由企业自己判断决定,国家不能采取只要是嵌入式芯片就支持的短视政策。 龙芯一号CPU研制体现了我们制定的发展战略,一个多月来十多种应用轻松移植,表明龙芯CPU既是一种较通用嵌入式芯片(功耗小于0.5W)可用于网卡网关、网络终端计算机(NC)等,同时也是高安全性的服务器芯片,可用于网络服务等。明年一季度,基于龙芯一号的SoC芯片将问世,更适合于做NC和网络设备。   剩下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做不做与Intel兼容并与之竞争的通用CPU芯片。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做。我国舆论界有一种误导使许多老百姓认为"信息技术主要是PC机,PC的核心技术是P3、P4芯片,芯片的高技术是高主频。" 实际上PC用的CPU只占微处理器数量的1%左右,但销售收入有200多亿美元,占全球1500多亿美元IC总收入的15%左右(有机构统计,PC用IC占IC总市场的30-40%)。PC芯片的高收入高利润是多年来Wintel联盟的"功绩",我们暂时不具备实力与Intel比高低。在未来的发展中,各种Internet Appliance(所谓IA产品)增长势头明显大于PC,据IDC公司预测2002年IA产品销售数量将达到1.8亿台,超过PC机销售数量。PC机本身也在变化,用户未必希望PC机主频3G、4G这样升上去。因此我们不能固守"通用CPU=P4"这种思维模式。   三、 兼容与另起炉灶   龙芯一号启动时,最重要的决定是要不要与国外主流系统兼容,如果要兼容与哪一家兼容?有人认为选择芯片指令系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受不受制于人的问题。我们则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我们要抛弃所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旧观念,世界上几乎所有芯片公司的产品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quot;,连Intel公司都要买别人的IP,为什么刚刚起步的中国IC设计产业就必须全用自己的IP?兼容不兼容完全是市场行为,是我们根据推广龙芯CPU的市场需要决定。应当说作出必须兼容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曙光服务器成长过程的启发。曙光一号服务器和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机开始走的是一条不完全兼容的路,我们在AT&T UNIX和Mach OS基础上分别研制了自己的并行操作系统。尽管符合POSIX标准,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得国家最高的科技成果奖励,但数据库厂商和第三方应用软件厂商不愿意花功夫为曙光机移植软件,曙光机只能卖给自己有源程序的用户,市场上成千上万种应用软件用不上。冷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为了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已有的巨大软件资源,与主流系统完全兼容是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良策。曙光公司后来推出的天潮、天演、天阔三大系列几十种型号产品都与IBM或微软主流操作系统兼容,我们的增值主要在机群操作系统上,这一正确策略使曙光服务器迅速占领市场,中高档服务器稳居国内服务器品牌第一,已销售的曙光机群服务器总计算能力已超过每秒20万亿次。我们相信推广龙芯CPU将会遇到与曙光服务器同样的问题,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兼容道路。   在选择与哪一家兼容时颇费一番心思。在酝酿启动龙芯CPU研制时,美国冒出一家叫Transmeta的新公司,采用"Code Morphing"的二进制编译技术,推出可运行X-86程序的超长指令芯片Crusoe。据我们了解二进制编译的源头技术掌握在俄罗斯Elbrus公司。计算所有较强的编译队伍,采用二进制编译与Intel芯片应用程序兼容可能是一条奇径,于是我们花了一番功夫与俄罗斯科学家谈合作。后来我们从原打算投资Transmeta公司后又改变主意的台湾厂商了解到,二进制编译的应用程序有些效果好有些性能差(后来Transmeta公司发展不理想也证明其技术不具备与Intel竞争的实力),决定将二进制编译作为中期目标,近期先用于做BIOS和驱动程序的编译。   经过对X-86、PowerPC、MIPS、SPARC等多种指令系统的仔细分析,我们最终选择了MIPS指令系统,在这一选择中,唐志敏研究员起了关键作用。唐志敏研究员是计算所年轻的博士导师、863计划计算机主题专家组成员,也是龙芯CPU课题负责人。他在体系结构方面造诣颇深,对各种RISC指令系统做过深入分析后,选用比Alpha功能强又比PowerPC简单的MIPS指令系统具有较好的可行性。选择MIPS指令系统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市场考虑。MIPS公司不同于Intel、SUN和IBM,它不是IDM公司,自己并不生产销售芯片,而是以卖License和服务为营业范围,它不但不像Intel公司那样反对别人做兼容芯片,而是支持其他厂家做MIPS兼容芯片。世界上许多大公司,如生产路由器的CISCO、生产游戏机的SONY等都采用MIPS指令系统。MIPS芯片不仅用于SGI公司做高档工作站与服务器,而且是主流的高档嵌入式CPU,每年MIPS芯片销售量超过7000万片。市面上已有大量MIPS应用软件,龙芯一号流片成功后许多整机厂商一小时内就装上了应用软件,充分证明我们的决策是正确的。 对采用兼容技术路线的另一种担心是当龙芯CPU成大气候时,外国公司可能趁机讹诈或者由于指令系统不断升级我们则要不断地付新的许可费。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凡事往坏处多考虑些是必要的,但市场经济有其通行的法则。比起芯片掩膜费、加工费、封装测试费,指令系统许可费要小得多,只占芯片成本很小的一部分。在芯片正式上市销售前,龙芯公司一定会按市场惯例与所有有关公司签定合理合法的商务协议,签定永久使用某一版本指令系统也是市场上允许的一种做法。我们认为MIPS指令系统已相当成熟,没有必要步步跟随升级,今后完全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自己增加新指令,这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攀登高峰的策略,也是国外公司通常的做法。   与兼容策略相关还有一件大家十分关心的事,那就是如何避开专利。国内有些专家认为芯片设计专利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有些决策者也对此忧心忡忡。专利的确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技术障碍,但也不能把专利看成拦路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在研制龙芯一号过程中查阅了所有有关专利,我们发现指令系统本身不是专利,而且几乎没有一项概念性的专利,例如Cache技术、多发射技术等,所有专利几乎都与具体实现技术有关。我们设计CPU是先通过译码器变成自己定义的统一中间代码,所有的功能部件执行中间代码,与原来的指令系统无关。所以对我们而言,回避专利与采用什么指令系统没有关系。我们在设计中没有侵犯任何专利而且自己申请了十余项发明专利。现在芯片代加工厂定单并不饱满,往往提供多种方便包括免费提供标准单元库拉客户,单元库中如果有专利问题也与我们无关。今后做全定制设计,除了我们自己设计一些关键的宏单元外,一定会购买一些IP使用权,包括一些专利使用权。在IC设计中这是十分正常的。今后我们自己的专利与IP越来越多,通过Cross Licencing共享互用IP和专利是必由之路。与计算机产生一样,IC产业的横向分工越来越明显,IP(包括专利)将是IC设计厂商的主要产品,我们要学会如何买卖IP不要谈"专利"色变,作茧自缚。   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采用别人的指令系统说明没本事,还不掌握CPU核心技术,不如另起炉灶自己定义指令系统的单位水平高。实际上学过计算机原理与系统结构课的人都知道,自己定义一套指令系统并不是难事。40多年前,计算所就开始自己定义指令系统,几十年来计算所研制的十几种计算机都是自己定义指令系统。一个好的指令系统要经过大量应用反复考验修改才能成为市场接受的主流系统。如同大家用C、VB、JAVA编程序,没有人强调非要自己定义一种语言编程一样,研制CPU的水平并不在于是不是自己定义指令系统,谁能占领市场才是真本事。   四、 IC设计的科研与产业化   我国IC设计落后,而且存在科研与企业脱离、系统设计与微电子设计脱离这两大令人头痛的弊端。国家设立863计划IC设计重大专项,投入7亿元,计委、信息产业部、各省市政府都十分关心IC设计产业,究竟应如何布局、依靠什么力量、采用什么机制才能尽快振兴IC设计产业,这是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科研人员都在思考的大事。不少人认为:技术创新应以企业为主体,把钱投向科研单位和大学要么打水漂要么转化不成生产力,因此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直接支持大大小小的IC设计企业,开发国内有需求而又做得出来的短平快产品。计算所既不是企业,又不擅长微电子,因此863计划IC设计重大专项预启动时,全国批准了几十家项目,计算所申请20万元都评不上。但为什么计算所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能做出全国最高水平的CPU,其中必有内在的原因和规律。 首先是如何看待科研与企业"两张皮"关系,自从200年前独立的科研机构诞生起,就存在科研与产业化的对立统一关系,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二而一,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矛盾。应当看到企业在变,科研单位也在变,用几年前的眼光看待今天的科研单位和企业,政策上就会出偏差。不论哪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立科研机构一定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需求的科研任务,例如CPU研制,需要一支国家队啃硬骨头。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以弱胜强的法宝,分散兵力似乎风险小实际上会有更大的风险。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更不是撒芝麻。   其次是系统设计与微电子设计的协同配合。我国长期忽视系统设计人员在IC产业中的作用是导致IC设计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龙芯一号研制成功充分说明系统设计人员学习微电子设计技术是弥补IC后端设计人员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龙芯一号做了三次不同的物理设计,设计最成功的是由计算所自己完成的C方案,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感谢中科院微电子中心的黄令仪研究员,是他把计算所的系统设计人员领进了微电子设计的大门。物理设计水平是决定我国IC设计水平的关键,尤其是对0.18微米之下的高速低功耗芯片,物理设计的奥妙还要靠我们不断地实践去探索,从书本上很难学到。   龙芯一号研制成功后,马上面临研制更高性能的龙芯2号与尽快将龙芯一号产业化的矛盾,这与当时研制曙光机的情形十分类似。我们决不能只以不断研制出新的CPU为目标,置产业化于不顾。在科研人员中要树立一个观念,龙芯一号卖不出去,研制出龙芯2号也没有多大意义。计算所的科研人员已做了计划,全力配合神州龙芯公司打开市场,龙芯1.1、龙芯1.2两款SoC产品的优先级放在龙芯2前面。神州龙芯公司也在大力开拓龙芯CPU的应用,争取较多的定单。我们的体会是在研制龙芯CPU时,为国分忧的激情是一股强大的动力,胡伟武研究员几篇关于龙芯研制过程的文章催人泪下,表明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像两弹一星研制人员一样有着高尚的爱国情操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计算所有这样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才能做出让人眼睛一亮的成果。如果我们一味等待国外的高手回来才开始研制,恐怕今天龙芯CPU还只存在于希望之中。另一方面,根据我们推广曙光机的经验,我们不能把产业化的希望寄托在用户的爱国热情中。CPU虽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产品,但卖产品就是卖产品,不能加上过多政治色彩,必须靠产品本身的可靠性、高性价比和出色的服务取得用户的信任。从某种意义讲,推广龙芯CPU是比研制CPU更艰苦的一场战斗。较通用的嵌入式CPU的用途很广泛,不一定非要性能超过P4才能卖得动,266M 0.5W功耗的MIPS兼容CPU芯片一定有它对应的广阔市场。国家在开始推广国产CPU时做一些扶植是必要的,但关键在自己努力。我们有信心比推广曙光机做得更好,让国产CPU尽快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完)


硅谷的故事:关于硅谷的学术研究 2003-03-04 11:07 钱颖一/(Donews) --------------------------------------------------------------------------------   硅谷这个地方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从1990年搬到硅谷,9年间目睹硅谷的腾飞。硅谷的名声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房价也越涨越高,我对此有亲身的体会。硅谷是指从旧金山向南到圣何塞,大概纵深100公里的一块面临太平洋的平坦谷地。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中心。就是这么小的一块地方,1998年的产值大约相当于当年我国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么一块小地方顶我们3亿人左右的产值,真为可观。   硅谷其实早已存在。只是在过去几年中,特别是1996年以来,显得格外红火。当然主要原因是互联网在全世界的普及。硅谷最早的创业家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的两个创办人。他们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白手起家,在一个车库里研制出了振荡器并创办了惠普公司。现在的惠普公司仍然是硅谷雇员最多的公司。在惠普的发展史上,也有过多次转产的经历,先是做精密仪器,后来又做计算机、打印机等等。另一个对硅谷发展有很大影响的公司是50年代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硅谷后来许多著名公司的创业人都是从那个公司出来的。有趣的是,当初他们离开仙童公司的原因,是不满该公司老板——因发明半导体而获195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专横作风。他们后来自创企业,发誓树立新风气。   硅谷是什么?硅谷这块土地原以农业为主,特别盛产大樱桃,直到70年代还到处可见樱桃树。在外人看来,硅谷是高科技的圣地。但是从来没有人或政府定义过什么是高科技,或高科技含量。硅谷在不断的创新中变化,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又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是变化的。硅谷也有起落。比如房价的涨落就是明证。1991年买的房子到1995年房价大概跌了20%,近年来又涨上去了。所以硅谷也不是永远增长,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硅谷是一个奇迹,一个资本主义的奇迹。之所以称它是奇迹,是因为它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不要说中国人,亚洲人,就是连欧洲人也都惊叹不已,未曾料想到硅谷的火热。有人把互联网看作是可与18世纪工业革命相比的又一次有深远意义的产业革命。我们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很多事情还看不清楚,无法判断。但是互联网已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对硅谷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目前还没有理论和经验数据解释它成功的奥秘。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根据我对这些年对硅谷的个人观察以及同硅谷各种人物的交谈,来讲一个硅谷的故事。   “硅谷文化” 有一种看法,认为硅谷就是一所大学、一个科技园区,和很多的资金加总而成。这是一种机械的“三合一论”,与硅谷的发展事实不符。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 Lee Saxenian)写了一本书:《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该书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公司与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波士顿附近有两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有充足的资金——波士顿靠近纽约这一金融和商业的中心。在80年代前,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80年代以后,硅谷超越了前者。对此连作者本人都感到意外。她很坦率地说,她在80年代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原来的主题是想论述硅谷为什么将走下坡路,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硅谷的收益增长得更快。这引起她深思,她试图去解这个谜,于是写了这本书。   显然,著名学府和充足资金并不是造就硅谷的充分条件。那么,硅谷奇迹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硅谷人,还没有人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硅谷文化”。但“文化”一词太虚泛了,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然而,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成分是创业文化。那么又是什么构成创业文化呢?虽然我们还不能对此有准确的说法,但我注意到近年来硅谷人喜欢形容硅谷是创业公司的“栖息地”(Habitat)。用一个生物学的术语来形容硅谷文化,的确耐人寻味。   栖息地原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还有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因素。把硅谷说成是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说明其中层次复杂,难以用机械或电子工程的术语来恰当地形容它,最好用生物学的术语作类比。这一栖息地至少包括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①硅谷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开放型的。②硅谷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常有发生。③加州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④硅谷人容许失败。⑤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硅谷人是工作狂。⑥在硅谷工作的外国移民特别多。⑦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以上只是对构成硅谷栖息地的不完全的描述。这些因素一起造成了一片新天地。人们对它的理解还刚刚开始。   企业家与企业公司   我们常常会把企业家和经理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文里企业家是Entrepreneur,由此衍生出“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词。经理是Manage。,来源于“管理”(Managing)一词。企业家开创从前没有的事业。新想法、新产品、新工艺、新人马、新市场,从无到有,弃旧从新。企业家与革命家相像,他们喜欢标新立异,甘冒风险,不喜欢四平八稳。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企业家往往没有受过正规的商学院教育,所以没有现成的框框。但经理则不一样。经理的主要职责是要管理好一个现有的企业,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愿也不应冒大大的风险。经理往往受过正规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有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当然,企业家和经理之间有关联,也有先是企业家后又成为经理的,也有先是经理后来成为企业家的,或者一个人同时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例如,惠普的两个创业者是企业家。但惠普成长起来以后,他们又是很好的管理者,很好的经理。但这不是通则。在多数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素质不太容易既适合做企业家又适合于做经理。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可能是非常糟糕的管理者。比如恩科公司(Cisco)的创业者是一对夫妻,他们的管理技能就很差。这也就是为什么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往往后来会被股东炒就鱼。   在硅谷,创业是一种风气。其他地方人们多热衷于买卖股票。但在硅谷,人们想的是如何自己创业,乃至于发行原始股。   创业的两个最初的基本要素是人和想法(Ideas)。现在,从有一个想法到公司上市,大概需要18个月,而且这个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创业人发扬的是“延安精神”、“插队精神”。大家挤在租来的小办公室内,每天喝点可乐,吃点比萨饼,穿着随意甚至邋遢。近几年来,特别在与计算机有关的公司,创业人起初不拿工资。他们拿干股,等将来公司上市,或者卖给别的企业时发大财。因为那点工资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要发工资的话,还要筹这笔钱,成本会很高。比如Hotmail是一个印度人办的公司。他的公司从创业到卖给微软仅一年时间,以上亿美元成交。微软愿意出大价钱的原因是它拥有几千万客户,而Hotmail说,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资产,估价时可比照有线电视客户的价值。   企业家创业的公司,上市或者卖给其他的企业后,创业家就此大功告成。通常创业家不愿意在公司里继续干下去,而是另起炉灶。思科公司的创始人80年代在斯垣大学计算机系做工程师。在工作中,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计算机之间加一个硬件可以使联网变得方便。他去找校方,但校方不愿意搞,他又问能不能介绍给其他大学,校方也不愿意。一气之下,他和妻子跑到旧金山,用25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取名Cisco,是旧金山英文名称San Francisco的最后五个字母。公司的标志是金门大桥。他们没有钱,就用信用卡上的一万美元透支开始创业,制造了第一台网络联接器(Router)。企业家不到万不得己不愿意去找风险投资家要钱。风险投资的资金对企业家来说成本高,甚至本人会被炒就鱼。此事就发生在思科公司,下面还会讲到。   创新与创业又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创新(Innovation)可以在已有的企业中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新企业实现。创业(Start-up)指的是在已有企业之外建立全新的企业。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很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立小企业。   这不是一个简单易答的问题。它可能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激励。大公司无法给创新者提供足够报酬,因为风险太大,报酬要足够大。缺乏激励导致许多新想法无法在大公司中生长。二是约束。大公司内部创新往往会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困扰:在一个大公司内部,停止一个项目或关闭一个部门是很困难的决定。而市场淘汰一家小公司则轻而易举。   我们看到,许多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因此,现在一些大公司除了自己搞研发外,还去购买小的创业公司的产品或技术。   创业资本/风险投资     在斯坦福大学附件沿280公路,有一个地方叫沙丘大街(Sandhill Road)300号,那里有几幢小楼房。据说,大约美国一半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这显然是创业资本公司的圣地。创业资本的投资风险非常高。但我们通常只听到成功的例子,那是因为或者失败的公司已经消失,被人们遗忘,或者失败者不愿意谈及失败的经历。事实上,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但有些成功的投资,回报是投资成本的成百上千倍。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   风险投资公司有一套经营方法。比如KPCB是硅谷一家有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它当初投资了英特尔、亚马逊、苹果等等后来特别成功的公司。有人说这是世界第一风险投资公司。它有多少人呢?一共25个人,包括9个合伙人,四五个助手,加上几个秘书,仅此而已。举该公司投资亚马逊的例子。亚马逊的创始人在一个星期六来风险投资公司约见,说有一个想法,在网上卖书。公司留下了他的网址,并且约此人一个星期后再来。然后几个合伙人就立即上网订了几本书。书很快就寄来了。所以,很简单,一星期后就签约,这项投资就这么做成了。这一笔生意当然赚了大钱。那么他们的项目鉴定报告有多长呢?一共两页。在该公司,一个项目往往是一个合伙人主要负责,但最后9个合伙人要一致同意才能上。所以他们摸索了一套自己的办法。另外的公司可能是另外一套办法。成功的就生存下来了,输者被自然淘汰。   人们谈论风险投资,往往仅限于资金方面的作用。不错,风险投资提供了资本。但是风险投资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组织和改造公司的领导班子。所谓领导班子,指总裁(CEO)和主管财务、销售和技术的几位副总裁。世界上比资本更为缺乏的是好的公司领导班子。在美国,据说现在有150家大公司的CEO的位置找不到合适的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比别的强,关键在于它知道谁和谁能搭配在一起,不仅每一个人都要好,还要这几个人能在一起配合,这就难了。硅谷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而风险投资家有广泛的关系网,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哪个风险投资家这方面能力强,它所投资的公司上市的时候,市场价值就高。   风险投资公司组织领导班子时,有时不得不把创业人赶走。企业家当然会很愤怒。乔布斯创建了苹果公司,后来被赶走了。最后又把他请回来,那是后话。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思科公司。这对创业者夫妻创业后,KPCB给他们注入了资金。结果怎么样呢?该风险投资公司派人来当总经理,因为它是大股东。结果有一天开会时,把女合伙人叫来跟她说,现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你被解雇了。之后,男的也离开了。这位女士像艺术家一样,管理毫无章法,跟其他管理人搞不合。而男的根本就是一个技术人员,对公司战略毫无感觉。夫妻俩一气之下,把33%的股票全卖了。当时他们的股票大概只值10块钱,现在超过100块钱。后来他们俩离婚了,这位女士跑到新罕布什不开了一家专门卖指甲油的公司,或许她会感慨思科公司已是硅谷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企业家把公司做大了,公司治理结构会有一个转变过程。企业从创业进入成熟后,需要不同的人才来管理。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有机构。风险投资家往往在其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与所融资的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从组织班子、参与管理、实行监督这一角度看,风险投资公司与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有重大差别,因为后者与他们投资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保持距离型”(Arm's length)的,他们的操作只限于交易而不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而前者对他们所投资的公司起战略决策作用。   “另类”大学   讲硅谷的故事不能不提斯坦福大学。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生产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企业(即斯坦福的师生和校友创办的企业)的产值就占硅谷产值的50-6O%。斯坦福的科研实力很强,但这恐怕不是全部。波士顿附近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加起来,我想比斯坦福的科研实力更强。在旧金山东边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工程技术实力也不亚于斯坦福,但在它周围并没有类似硅谷的区域出现。   在某种意义上,斯坦福大学是“另类”大学。首先是校方对师生创业的积极态度。有时候一个人的影响力有特殊意义。30年代斯坦福工程学院院长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就是这样一个人。正是他把已在东部工作的前学生Hewlett和Packard招回到斯坦福,从自己腰包里给他们投资了500多美元帮助他们开创了惠普公司。据说这是世界上第一笔“天使资本”(Angel capital)。天使资本是指个人(即天使)出笔小钱给萌芽中的企业。企业有了一定产品后才去找创业资本做风险投资。后来惠普公司对硅谷的影响有目共睹。特曼教授开此先河,开创了大学支持教授、学生创业的风气,一直影响到现在。   斯坦福师生创业是一种风气。硅谷的有些公司就是一些正在斯坦福就学的学生创办的。著名的例子是雅虎(Yahoo)。当时杨致远(Jerry Yang)和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搜寻器的程序,放在学校的网络上。虽然很受欢迎,但学校管计算机的人抱怨网络因此变得太拥挤。结果他们就自己出来办了个公司,取名雅虎,纯属玩一玩。没有想到一不留神赚了大钱。斯坦福工学院的一座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升阳(SUN)、硅谷图文(SGI)和思科(Cisco)。升阳的英文SUN是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缩写。创业人是斯坦福的师生,当发明了工作站(Workstation)后,便自己出来办了公司。开创硅谷图文公司的是斯坦福的一个教授,这已不是他的第一个公司了。网景浏览器的前身Mosaic原是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开发的。伊利诺大学是在美国工程科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学,拥有超级计算机。斯坦福的Robert Clark发现后,把他们整个科研小组挖到硅谷,创立网景公司,并开发了网景浏览器,从此改变了人们上网的经历。网景公司上市时极为轰动。类似的,UNIX操作系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明的操作系统,现在被广泛应用在升阳公司的工作站上。      需要指出的是,斯坦福大学并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它办的工业园区当年以象征性的1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它的技术专利办公室只是帮助教授申请专利。学校的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交给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做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风险投资公司。但大学不参加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并不“经商”。学校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和成功企业家对学校的捐赠。学校则以捐赠者命名建筑物和讲座教授的方式铭记这些捐款者。   硅谷以外的“硅谷”   那么,在硅谷以外还有哪些“硅谷”呢?在美国国内,有波士顿地区、休斯顿地区、华盛顿地区的北弗吉尼亚地区等等。在美国国外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中国台湾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其中中国台湾新竹和印度班加罗尔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与硅谷的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硅谷的延伸。   新竹的例子很有意义。我1988年访问中国台湾的时候参观过新竹科学园区,当时还不太成功。9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的留美学生回归,使得新竹成为一片新天地。六七十年代很多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公司工作,其中在硅谷的也不少。当时被认为是“人才外流”。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做到高层管理人员(总裁、副总裁、部门经理)和高级工程师的职位。到了90年代初、中期,不少中国台湾留学生回台湾办公司,有些还两边跑。他们创办的公司,多与美国和硅谷有密切联系——不仅在产品和技术上,而且在市场和想法上——结果信息非常流通。现在再也没有人抱怨“人才外流”了。实际上现在是人才国际大循环。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台湾的新竹成为在美国国外与硅谷最为接近的“硅谷”。这使我想起,微软的人在回顾他们的创业史时曾说,他们是骑在IBM这头熊的背上发展的(riding the bear),当时他们只能骑到IBM上。中国台湾新竹现在就是骑在硅谷这头熊上。   拿中国台湾与韩国比较更有启发意义。韩国有高科技发展上是另一个路数。它是购买美国技术专利最多的国家,买回来之后就自己开发,韩国强调自己的品牌。韩国也有很多人留学美国,但毕业后就回国,与美国企业的联系不深。至少现在看来,中国台湾的高科技发展要高于韩国一等。   近年来,印度的班加罗尔有很大的发展,原因是许多硅谷的公司去那里开公司。印度劳动力比中国便宜,而且工程训练和教育良好。另外印度还有两个优势:一个优势是英语是他们的母语。我们中国人太受语言的限制,特别是男同志,虽然工程技术可以,但语言能力普遍较差。这很影响软件的开发。有趣的是在硅谷的中国人开的公司多数是从事硬件开发的,而印度人的公司多数是从事软件开发的,这就很说明问题。语言能力影响人际交流,这就使得在美国的中国工程师比印度工程师吃亏,不太容易被提升。管理人员一天到晚大部分工作是交流,写电子邮件。我们中国人写的电子邮件,用词就不用说了,句子一看全是中文翻过去的。印度人的英语好,还夹有英国的韵味,因而更受美国人的欣赏,他们在高科技公司就升得比较快。   第二个优势是印度与硅谷有12个小时时差。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硅谷,如果一个客户有一个软件问题,晚上5点钟送到公司去,第二天上午9点钟就可以来取。因为硅谷的下午5点钟正好是印度的早上5点钟,所以一个电子邮件过去,那边晚上9点活儿就干出来了,正好是硅谷的第二天早晨9点。   由于印度的这些优势,使得硅谷的公司愿意去印度投资。   简要的结论: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   我们从硅谷的成功中看到的是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硅谷也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只有一种宽松的创业体制和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创业和创业公司,是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主流经济学中,过去只局限于研究价格调节机制。在非主流的经济学里,特别是奥地利学派,则非常强调企业家精神。比如熊彼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活力是企业家的创新,他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奥地利学派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是哈耶克。他从根本上批评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个个人身上,而任何计划者都不可能把握所有信息。因此,只有发挥每一个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经济才会有活力。计划经济的失败,以及如今硅谷的成功,都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越是高科技越是要政府来管,因为市场会失灵。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的重要特点是不确定因素大,风险大。如果政府参与大量的创业投资,将会冒很大风险。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发钱”的话,白给的钱没有人不想要。更为根本的是,新知识来源于创造者,来源于老百姓,而政府的知识落后于在第一线从事开发的老百姓。等政府明白了,已经晚了。进一步说,政府某些官员的思路习惯,往往是计划经济的手段和热衷于找灵丹妙药,也不利于高科技的健康发展。更值得担忧的是,政府直接插手投资和审批,对有审批投资权的官员则可能是大开腐败之门。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不是没有作为。政府应该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如,放宽政策,明确产权,允许技术入股,允许企业转让;搞好中国的NASDAQ,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放宽留学生回国政策,支持海外与国内的高科技合作等等。   我们中国人不缺少企业家精神。当前最大的制约因素还是在我们的某些传统旧体制上。还是那些老话,要“松绑”,要“放水养鱼”,要有“深圳速度”。试想一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当年有资格拿到我们颁发的工程师证书吗?他们的企业会被我们的“专家”们认定为“高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吗?我很怀疑,因为他们连大学都没有毕业,而个人电脑当时简直就是玩具嘛!归根结底,不是中国缺乏企业家精神,而是我们的某些传统旧体制把企业和企业家都捆死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不松绑的话,不要说高科技,就是普通科技也没有希望。   深圳近年来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实例。几年前我们还不能想象深圳会成为我国高科技的重镇。论科技实力,深圳远不及北京和上海。但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大胆实施了一系列利于创业的政策,比如深圳率先实行了技术入股和员工持股,调动了创业的积极性。深圳市政府注意转换职能,为企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深圳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正是因为这种环境,一大批新兴企业在这里生根、成长。当我们讲了硅谷的故事后,再来看深圳的崛起,我们就不会大感吃惊了。   (作者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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